“用胶泥刻字，薄如钱唇，每字为一印，火烧令坚。”这是宋代典籍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活字印刷的句段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，“活字”变幻的视觉盛宴，令世人震撼于东方技艺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少有人知的是，活字印刷在香港中上环一带兴盛一时，成为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重要行当之一。
经过上环荷里活道，转入西街斜坡，拾级而上，一家活字印刷铺——光华印务矗立近70年。这家印刷铺的故事，也是香港活字印刷行业发展变迁的缩影。
两代匠心，亲历行业兴衰
任伟生是光华印务的第二代传人，这家印刷铺由他的父亲任朝光一手创立。
“父亲1947年从广东鹤山来到香港，学习印刷并入行。1954年，父亲离开原先工作的印务公司，在鸭巴甸街53号自立门户，创立光华印务。”任伟生说，自己10岁左右便入行，家中6个兄弟姐妹都是从小做帮手，“放学回到店铺之后，父亲会让我们去买字粒、油墨。”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香港印刷业开始腾飞。中环和上环一带商铺、银行林立，对发票、合同、信封、信纸的需求很大，活字印刷因而兴盛。
“中环和上环一带那时至少有超过两百间活字印刷店铺，相辅相成的店铺一应俱全，烫金铺、油墨铺、铸字公司基本都能在这一带找到。”任伟生说。
光华印务从最初鸭巴甸街店铺里租借的一个印刷机位，发展到现在上环西街几十平方米的印刷店面。任伟生说，这类小店在那个活字印刷的鼎盛时代，多是子承父业，衍生了一批家庭式经营的印刷铺。
不需要人手排版字粒的柯式印刷（胶印）在20世纪八十年代逐渐普及，传统的活字印刷受到新技术冲击。
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香港四大铸字公司相继结业。“排一个版如果需要一百个字粒，只要缺少一粒，那就没办法印。”字粒与活字印刷相伴相生，在唇齿相依的产业链中，铸字公司的关停对于活字印刷店铺来说，无疑是“灭顶之灾”。
曾经忙得热火朝天的店铺，现在只剩下任伟生和太太二人坚守。
精益求精，再现活字技艺
木质字盘上摆放着密密麻麻的铅质字粒，还有很多字粒被收纳在层层堆叠的抽屉格中。任伟生的店铺里存有数十万字粒，在外行看来，觅字犹如大海捞针。
看似杂乱无章，其实有迹可循。“一般是按广东话字典中的部首，从一字部一直排到龙字部、龟字部。但有时也按个人的使用习惯，将常用字放在显眼位置，方便取用。”任伟生说。
与现在的计算机排版不同，活字印刷有“执”“印”“切”“钉”四道基本工序，一字落错便要重头再来。因此对任伟生来说，“执”字粒是最繁复且考验技术的工序。
他用字钳在字盘中挑选着合适的字体、字号，然后将铅字放入盛载字粒的“字的”（摆放字粒的木质托盘）中，再调整每个铅字之间的距离，行距则要用到一张薄薄的“铅片”。字粒排版完成后，将印版锁紧、固定，便可放入机器内开始印刷。
在任伟生的店铺里，两部引人注目的印刷机，占据了室内近半的空间。
其中一部海德堡“风喉照镜”印刷机买来已有50多年。任伟生介绍，这部机器通过机械风力吸纸，自动送到压盘印刷，再将印好的纸张收到吸纸台，1小时可以印几千张，当年购入时价值不菲。
另一部香港制造的“手落照镜”印刷机，是任伟生的父亲购入，操作更加原始——加墨时需将墨汁抹在如铜镜般的圆形墨盘上，之后便要借助人力压动手柄。
抹墨、锁版、走纸……任伟生完成一系列娴熟的操作后，油墨经墨辘带动至完全均匀，一张鲜红的“福”字中国结跃然纸上。
与时俱进，守护活字传承
在任伟生看来，活字印刷这门技艺既讲求技巧，也崇尚美学。字粒的拣选排列、油墨的明暗深浅、人与机器的配合协作都要拿捏精准，最终才能呈现有温度、有质感的活字印刷作品。
活字印刷作为一个行业诚然已经式微，但香港传统文化保育热潮的兴起，使得活字印刷再度受到关注。2014年，活字印刷技艺被纳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“传统手工艺”类别。
在香港文物保护团体的协助下，任伟生用自己现成的店铺和既有的活字印刷工具，成立了“活字宝手作坊”。
借助社交平台和保育组织的推介，任伟生基本每周都有两三场手作坊活动，陆续有学生、志愿团体组织参加。如今，店铺内除了字粒和印刷机，最多的就是相片、锦旗和奖杯。
一天午后，“活字宝手作坊”正准备开门，一群家长、师生十余人早已在店外等候。
“带孩子们来这里就是为了亲自体验活字印刷工艺，通过一粒粒铅字感受汉字的魅力。”领队苏老师说。
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。拣字、排版、上墨、压印……学员们从中细细体会着字里行间散发的温度。
“除了保留住父亲的一份心愿之外，也可以推广活字印刷。让更多人知道，活字印刷在香港曾有过一段光辉岁月。”任伟生说，活字印刷的薪火相传，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。
